本网讯(文字:王雪儿 摄影:陈昱秀 编辑:庄婉宜) 2014年5月9日下午,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南开大学硕士、安徽师范大学学士徐国琦作客广外,为法学院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师生做了题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新范式”的学术报告。出席报告会的老师有孔庆山、施爱国、郑腊香等教授。报告会由法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孔庆山教授主持。
徐国琦一开场首先向我们解释了“中美关系史研究新范式”的大致内容——即从“中美共享的历史”中进行的新研究。然后,他又系统性地向我们介绍了历年来历史学界著名学者们曾涉及到“共享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和观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中美所拥有的共同的历史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现今的中美关系大局的把握和走向都会有切实的作用。时代在呼唤中美关系的新视野,对共享历史的研究有利于学者们冲破多年来只着眼于研究中美冲突与对抗的思想困局,从而跳出冲突的旧有思维。因此,这种研究新范式无论是对历史研究方法而言,还是两国关系走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国琦畅谈研究新范式
随后,徐国琦从研究文化共享的作用,中美利益共同体和蒲安臣使团的例子这三个方面入手,对中美共享历史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
徐国琦认为,多年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冷战思维,都使得中美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对抗与冲突这条轨道上进行的。而中国的这种思维更甚,中国学者写书研究都没有突破冲突的思维。因为对于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表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会是源于文明的冲突的这个观点,虽然中国的学者对此持批判的态度,但他们其实是深受其观点的影响,而中美文化巨大的差异,使中美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的稳定可靠,因而中美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而这种观念必会导致中美间的猜忌,进而导致误判,最终导致冲突。因此,如果说是中美之间切实的文明不相容还不如说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导致的误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水火不容”。对此,徐国琦认为:历史共享的研究可以减少这种误判。诚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种历史共享的研究正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下促进了解,因为共同的认同可让彼此放下猜忌与成见,走到一起。
学生与徐国琦互动交流
“剪不断,理还乱”,徐国琦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上看,都使得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是难以切断的,而两国又是一个利益共同个体,因此中美两国不可能分道扬镳。这借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和美国两国都太大,因此无法控制彼此;又太有个性,因此无法相互迁就;并彼此需要,使得两国无法分道扬镳。”而早在小罗斯福总统期间,就曾提出让中国当四大强国之一的建议;在太平洋铁路修建的历史事件中,华工与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纠葛,到现在中美两国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融均很好地体现了中美两国的紧密的关系和共同的利益。
最后,徐国琦还举出了蒲安臣使团的例子来证实了中美共享历史的存在。徐国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蒲安臣这位美国人作为中国外交使团团长,出使各国并为中国争取到了许多利益这一历史事实,是因为,就当时而言:中美还无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未对欧洲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感兴趣,以及中美两国当时是处在相同的历史情境下——均内忧外患。因此,“蒲安臣使团”成为了一段共享的历史,也如英国对这件事的评价:这体现了中美两国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此,这表明了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启示。
徐国琦与我校教授合影留念
互动环节中,徐国琦耐心地回答了在场师生的提问。至此,“中美关系史研究新范式”的学术报告完满结束。